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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世界在蓄意催人抑郁,因为快乐对经济不利

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 时间:2019-11-21
这个世界在蓄意催人抑郁,因为快乐对经济不利



曾看过一个知乎问题“患抑郁症是什么感受?”其中一个回答是:“感到自己像溺水一样,看着身边人都在自由畅游,而自己却窒息下沉。”抑郁症是世界第四大疾病,预计到2020年将成为第二大疾病。根据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,中国抑郁症患者已经高达9000万。
 
抑郁症虽在生活中普遍存在,但因为它是内化的情绪性疾病,又因为我们的社会对消极情绪长期存在抵触,所以它一直被忽视,被压制。虽然抑郁症的成因在学界还没有明确的定论,但已知的是,抑郁症并不仅仅是心理层面的“想不开”那么简单,而跟生理病变、基因遗传息息相关。
 
患上抑郁症是一件可怕的事,但绝不是一件可耻的事。甚至和大众刻板印象的“自作矫情”所不同,几乎每一个抑郁症患者都花尽力气在生死线上挣扎,努力最起码看起来像个健康人一样地活着,从这个角度来看,努力走出痛苦迷宫的抑郁症者们,都是反抗命运的英雄。
 
|| 1.快乐
 
这个世界在蓄意催人抑郁,因为快乐对经济不利。如果现有的一切就让我们很快乐,我们何必追求更多?
 
怎样卖掉抗衰老的润肤霜?让人们担心衰老。怎样让人们为政党投票?让他们担心移民。怎样让人们买保险?让他们担心一切。怎样让人们做整容手术?突出他们的身体缺陷。怎样让人们看某个电视节目?让他们担心错过好戏。怎样让人们买新手机?让他们感觉自己落伍了。在当下这个时代,平静反而变成了一种标新立异。安于现状,满足于我们混乱的人类自我,对商业不利。
 
 
 
可是我们没法逃到另一个世界。事实上,如果你细细看去,就会发现那个充斥着物质和广告的世界并不是真正的生活。生活是其余的东西,是你把所有这些玩意儿扯掉(或至少暂时无视)之后剩下的东西。
 
生活的意义在于爱你的人。没有谁会为了一部苹果手机活着,手机另一端连接的人才重要。
 
一旦我们开始复原,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,我们会长出一双全新的眼睛。我们会看得更清晰,开始察觉到过去无法察觉的东西。
 
我从未预见到,24岁的我将会遭受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双重打击。但其实我应该预见到的,警告信号一直都在,比如青春期的那些绝望的瞬间,比如对一切事物持续不断的担忧。在我就读于赫尔大学期间,有更多的警告信号出现。但警告信号的问题是,我们只能根据过去进行猜测,如果某件事还未发生,我们很难推测它是否会发生。
 
 
 
患过抑郁症的好处是,你会了解抑郁症都有哪些迹象。回想起来,我上大学时有很多这类迹象的,但我从未留意过。
 
那时我常常坐在大学图书馆的五层,眼神放空,惊恐地想象着蘑菇云从地平线上升起。偶尔我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,我感到我的身体边缘模糊了,就像一幅行走的水彩画。还有现在想想,那时候的确需要喝很多酒。
 
那时我甚至还有过一次惊恐发作,不过没有后来的那些严重。事情是这样的。
 
大学期间,我在主修文学和历史双学位之余,还选修了艺术史课程。选课时我没有意识到,这意味着本学期我必须做一次关于现代艺术运动的报告(我选择了立体主义)。
 
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,但我对它恐惧得要命。我一直都害怕表演和演讲,但那种恐惧跟我对这个报告的恐惧没法比。我简直忍受不了这个念头——我将不得不站在一屋子人面前,大概十二三个人,对着他们说二十分钟的话,这些人会积极地揣摩我、关注我、听着从我嘴里冒出的每一个字。
 
“每个人都会紧张的,”妈妈在电话里对我说,“没问题的。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
 
可是她又知道什么?
 
万一我流鼻血呢?万一我根本讲不出话呢?万一我小便失禁呢?我还有一些别的担忧。
 
Picabia怎么发音?乔治·布拉克的《静物画》(Nature morte)我应该用法语念吗?
 
 
 
乔治·布拉克《静物画》
 
大约五周时间,我被这个报告弄得心神不宁。我不能不做报告,因为是要打分的,算是作业的一部分。我尤其担心的是,我必须一边讲话一边放幻灯片。万一我把幻灯片上下颠倒了呢?万一我讲的是胡安·格里斯的《毕加索的肖像》(Portrait of Picasso),放的却是毕加索的画呢?似乎有无限的噩梦可能。
 
就像我要讲述的那场艺术运动一样,我的头脑也离经叛道了。
 
|| 2.发作
 
那一天到来了。1997年3月17日,星期二。这一天看起来跟我在赫尔度过的很多单调日子没什么差别,但这平静的外表不过是假象,我在空气中嗅到了威胁的味道。我感觉周遭的一切事物,甚至学生宿舍的家具,都是用来对付我的秘密武器。读哥特文学课上的《德古拉》(Dracula)也无济于事。
 
“我满心惊异,我怀疑、恐惧、想法怪异,我不敢向自己的灵魂坦白我的想法。”
 
“你总可以假装生病啊。”我的新女友、未来的妻子安德莉亚说。
 
“不,我不可以。要打分的,要打分的!”
 
“上帝啊,马特,冷静。你有点小题大做了。”
 
我跑到药店,买了一包“自然静”(Natracalm)。一共24个药片,我吞下去一多半。(我想是16片,两板,味道像草和粉笔。)我等待着平静如约而至。
 
 
 
然而平静没出现,瘙痒出现了,皮疹出现了。
 
我的脖子上、手上全起了皮疹,鲜红色的斑点,皮肤又痒又烫。报告会两点十五分就开始了。也许皮疹是应激反应,也许我需要点别的东西让我冷静下来。我跑去酒吧,喝了一品脱淡啤酒、双份伏特加和柠檬,又抽了一根烟。报告会开始前10分钟,我在历史系的卫生间里,凝视着某个蠢货画在金色木门上的纳粹标记。
 
我的脖子红得更厉害了。我躲在卫生间,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无声地练习着。
 
我感觉到时间的力量,那是一种坚如磐石的力量。
 
“停,”我低声说。即使我这样哀求,时间还是不肯停下。
 
然后我做了报告。没错,就是那个报告。我说话结结巴巴的,声音虚弱得像一片秋天的落叶。幻灯片弄错了几次。除了写在发言稿上的内容,我没有多说一句。大家没有窃笑我的皮疹,只是看起来非常、非常不自在。
 
报告进行到一半,我进入了游离状态,失去了真实感。那根连接肉体和灵魂的线被剪断了,像氦气球一样飘远了。我想这就是所谓的灵魂出窍吧。我在教室里,漂浮在身体的上空、两边,甚至无处不在。在自我意识过剩的状态下,我观察着、聆听着自己,同时冲出了自我。
 
 
 
我想,这是一次惊恐发作,我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惊恐发作,虽然程度远远不及在伊比萨或父母家时。它原本可以成为一个警告信号,但很遗憾,因为我的惊恐是有原因的。好吧,也算不上有原因,但至少我认为有。如果你的惊恐发作是有原因的——狮子追在你身后,电梯门打不开,不知道chiaroscuro(编者注:明暗对比法)如何发音——那么它就不算是真正的惊恐发作,而是对可怕状况合乎常理的反应。
 
毫无理由的惊恐,是疯狂的。有理由的惊恐,是正常的。我暂且还站在正常这一边。
 
勉强。
 
在当下看到未来总是很难的,即使它就摆在我们眼前。
 
|| 3.焦虑
 
焦虑症是抑郁症的好伙伴。半数的抑郁症都伴有焦虑。有时焦虑症触发抑郁症;有时抑郁症触发焦虑症;有时二者同时存在,像一场噩梦联姻。
 
当然,只有焦虑症没有抑郁症,或者只有抑郁症没有焦虑症,也是完全可能的。
 
焦虑症和抑郁症是一个有趣的混合体。在很多方面,它们是截然对立的体验。然而将二者混合,也并不能得到中和的效果。恰恰相反,焦虑常常沸腾为惊恐,成为一场快进的噩梦。
 
与抑郁症相比,焦虑症更容易因受外界影响而恶化,比如周遭的事物和21世纪的生活方式。
 
 
 
智能手机。广告(想起大卫·福斯特·华莱士的一句名言:“广告的目的,是制造一种能被购物缓解的焦虑。”)。推特粉丝。脸书点赞数。图片分享。信息超载。待回复的邮件。手机社交软件。战争。科技的飞速发展。城市规划。气候变化。拥挤的公共交通。关于“后抗生素时代”的文章。修过图的封面模特。
 
谷歌引发的疑病症。无限的选择(“焦虑是因自由而产生的晕眩。”——索伦·克尔凯郭尔)。网上购物。关于该不该吃黄油的争论。原子化社会。那些我们要看的美剧、要读的获奖书、没听说过的明星。所有让我们感到缺失的事物。瞬间的满足。持续的注意力干扰。工作、工作、工作。24小时的一切。
 
也许想要真正与现代社会合拍,焦虑是不可避免的。但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区分焦虑和焦虑症。
 
 
 
我一直都是一个焦虑的人。小时候,我常常担忧死亡,担忧的程度远远超过正常的小孩子。10岁的我还经常钻进父母的被窝,告诉他们我害怕得无法入睡,怕我醒来后失去了视觉或听觉。我常常为了要见生人而担忧。星期日晚上我会担忧得肚子疼,害怕星期一的到来。14岁时,因为感到音乐不如我小时候听的那么好了,我甚至哭了出来。说我是一个敏感的孩子,一点都不为过。
 
焦虑,还有我被确诊的广泛性焦虑症和惊恐障碍,真的能够令人绝望。它给人的感觉有时就像一场全天候的七级强风。尽管如此,从我的个人经验来看,焦虑症还是比抑郁症更加可治愈。
 
假如你患焦虑症,或者是伴有焦虑的高速版抑郁症,你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治疗,吃药就是其中的一种。对部分人来说,药物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救命稻草。但我们都知道,判断一种药是否合适是个很棘手的问题,因为脑科学本身还不够发达。
 
 
 
活人大脑机制的分析工具CAT(计算机化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)扫描和MRI(核磁共振造影)扫描问世才几十年。当然,这些工具擅于提供彩色、漂亮的大脑图片,还能告诉我们大脑的哪些部分最为活跃。它们能指出,当我们吃巧克力棒时是哪个部分负责提供快感,听见婴儿啼哭时又是哪个部分在制造压力。很聪明,但它们也有缺陷。“大部分大脑区域在不同时刻担任不同的职能,”《停不下来的人》(The Man Who Couldn't Stop)的作者大卫·亚当博士(Dr David Adam)说道,“比如,杏仁体(amygdala)既能引发性兴奋又能引发恐惧,但核磁共振扫描不能分辨激情和恐惧。当我们看见卡梅隆·迪亚兹(Cameron Diaz)或布拉德·皮特(Brad Pitt)的照片,杏仁体亮起时,难道我们是在恐惧他们吗?”
 
因此,工具是不完美的。神经科学也是不完美的。
 
我们对大脑有一定的了解,但更多的是未知。也许正是因为缺乏真正的理解,至今还有人觉得患上精神疾病是羞耻的。哪里有神秘,哪里就有恐惧。
 
归根结底,没有一种药物是百分百有效的。有效的药物是存在的,但只有骗子才会说它们每次都管用,或者总是你理想的选择。没有其他辅助治疗,仅凭药物治好一个人的状况是很少见的。不过对于焦虑症,似乎真的有一样东西对任何人都管用。
 
 
 
它就是:慢下来。焦虑症让你的头脑处于快进状态,而非正常的播放速度,要想让这个快进速度慢下来并不容易,但慢下来真的有用。焦虑症把我们保持正常心智所需的逗号、句号都抽掉了,下面是一些把逗号、句号添回去的方法:
 
瑜伽。以前的我对瑜伽唯恐避之不及,现在的我成了瑜伽信徒。瑜伽很棒,与其他疗法不同,它把头脑和身体当作一个整体来治疗。
 
减慢呼吸。不需要深呼吸。轻柔地呼吸。吸气5秒钟,呼气5秒钟。坚持下来比较难,但放松的呼吸能有效避免惊恐发作。太多的焦虑症症状——头晕、针刺感、麻刺感——都与呼吸急促直接相关。
 
冥想。不需要吟诵经文。坐下来,花5分钟时间,试着想象一个让你平静的事物,一艘停泊在闪闪发光的海面的船,爱人的面庞。或者只是专注于你的呼吸。
 
 
 
接纳。不要抗争,只是感觉。紧张源于对立,放松源于放手。
 
活在当下。冥想大师阿米特·雷(Amit Ray)说:“如果你想征服生命中的焦虑,活在当下,活在每一个呼吸里。”
 
|| 4.爱
 
爱。美国作家阿内丝·尼恩(Agnes Nin)认为焦虑是“爱的最大杀手”。幸运的是,爱也是焦虑的最大杀手。焦虑是一种疾病,把我们束缚在自己的噩梦里。爱是向外的作用力,是我们挣脱恐惧的通道。虽然常有人误解,但焦虑不等于自私。如果你的腿着了火,你自然会满心都是疼痛感和对火的恐惧,不能说这样就是自私。患精神疾病的人完全沉浸于自身,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质上比别人更自私。当然不是。那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着如万箭穿心一般的疼痛,无法挣脱。爱人与被爱对他们会有极大的帮助。这种爱不一定要是浪漫的爱情,甚至无须是家人之爱,只要学着用爱的目光看这个世界就够了。爱是一种生命态度,爱可以拯救彼此。
 
 
 
每当我惊恐发作时,我都希望有个切实的危险存在。如果你的惊恐发作是有原因的,那它就不算是惊恐发作,而是对可怕情境的合理反应。同样地,每当我感到即将滑入沉重的、无边无际的悲伤时,我也都希望有个外部原因。
 
然而,随着时光流逝,我懂了一些以前不懂的道理。我懂得向下不是唯一的方向。如果你坚守在那里,忍耐住,情况会变好的。会变好,然后又变糟,然后又变好。
 
正如我住在父母家里时,一个顺势疗法医生告诉我的,“高峰,低谷,高峰,低谷。”(她的这句话比她的药酒更管用。)。
 
 
 
抑郁症是个奇怪的东西。即使在我书写这些文字的当下,距离我的最低谷已经过去了14年,我仍没有完全逃脱。你能走出来,但与此同时你永远走不出来。它还会时常闪现,在你困倦、焦虑、吃错食物的时候,给你来个突然袭击。几天前,它在我睡醒时降临了。我感觉到脑袋周围丝丝缕缕的黑暗,那种不祥的恐怖感。但是,在和世界上最可爱的孩子度过一个早上后,它退去了。在我的生活中,它是个旁白,是括号里的插入语。我获得的人生一课:我们从来没办法只靠自己走出困境。
 
 
 
我有十年害怕得不敢去派对。是的,我这个在伊比萨那欧洲最大、最狂野的周末派对工作过的人,害怕派对。我没办法走进一屋子端着红酒杯的快乐人群,那一定会让我惊恐发作。
 
当然,走进满屋子都是人的房间本就不易。当其他人都在各自的小圈子里高谈阔论、言笑晏晏时,我却像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一样彷徨不定,尴尬得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
 
我站在房间中央,想找到个我认识他、他也认识我的人,可是找不到。我手握一杯带汽矿泉水(我不敢沾一点咖啡因和糖),努力说服自己——我的尴尬证明我是天才。毕竟,济慈、贝多芬和夏洛蒂·勃朗特都厌恶派对。然而我又意识到,历史上恐怕有上千万个非天才也厌恶派对。
 
 
 
今天这场派对的191年之前,就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,济慈坐下来给友人理查德·伍德豪斯(Richard Woodhouse)写了一封信。
 
“当我与很多人共处一室时,”他写道,“如果让我猜测我的头脑发生了什么变化,我会说,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,房间里每个人的特质都向我扑过来,我很快就被全面击溃了。”我站在那里,杯子里二氧化碳气泡升起,我有一种被湮灭的感觉。
 
我开始不十分确定自己究竟在哪儿,身体轻飘飘的。来了,旧病复发了。几周、也许几个月的抑郁在等着我。
 
呼吸,我告诉自己,呼吸就好。
 
 
 
我需要安德莉亚(编者注:作者的女友)。空气变稀薄了。我处在危险地带。完了,我跨过了事件视界,掉进了自己制造的黑洞。
 
我把杯子放到桌上,逃出了那里。外套落在了衣帽间,估计它直到今天也还在那里挂着。我一脚踏入伦敦的夜,奔跑着来到不远处的咖啡馆,安德莉亚在那里等我,我的救世主安德莉亚。
 
“怎么回事?”她问,“我以为你会待上一个小时呢。”
 
“我做不到,我必须离开那儿。”
 
“好吧,你已经出来了。感觉怎么样?”
 
 
 
我想了想。我感觉怎么样?很显然,我现在就像个白痴,不过我的惊恐发作消失了。过去,我的惊恐发作从不会消失,只会化身为更多惊恐发作,将我打倒,直到抑郁症降临,殖民我的头脑。然而这次没有,我感觉相当正常。我是一个对派对过敏的正常人。我以为我会死在里面,但其实我只是想逃离那个房子。至少我一开始敢走进去,这本身就是进步了。一年后,我不仅可以参加派对,而且还能一个人前往。有时候在这条磕磕绊绊的康复之路上,那些你感觉是失败的,可能恰恰帮你向前迈了一步。
 
|| 5.生命
 
过去我常常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来排解忧虑。去酒吧喝得烂醉,去伊比萨度过夏天,吃最辣的食物,看最自以为是的电影,读最尖锐的小说,听最吵闹的音乐,通宵熬夜。我害怕安静,害怕不得不慢下来、调低音量,害怕只能听见自己头脑的声音。
 
但自从患病后,这些都突然变为了禁区。有一次我打开广播,听见节奏很猛的浩室音乐,竟然惊恐发作了。吃一顿咖喱番茄烩肉,当天晚上我就会躺在床上被幻觉和心悸折磨。有人用酒精和毒品进行“自我治疗”,我也想麻木我的感官,如果可卡因能让我听不到头脑里的暴风呼啸,我想我会吃的。但事实是,从24岁到32岁,我连一杯葡萄酒都没喝过。
 
 
 
不是因为我很有自制力(我滴酒不沾的未来岳母总这样认为),而是因为我害怕任何可能改变我头脑的东西。其中的5年,我甚至拒绝吃哪怕一片布洛芬。我之所以会有这种恐惧,不是因为我第一次发病那天是喝醉酒的,那天我一口酒都没沾,处于(相对)健康的状态,而是因为我感觉我受损的头脑处于摇摇欲坠的平衡状态,就像电影《偷天换日》(The Italian Job)中那辆卡在悬崖边的车一样。黄金(对我来说是酒精)或许看上去很诱惑,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碰它们,就可能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
 
所以,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当我真的需要借酒消愁的时候,我做不到。即使闻一闻安德莉亚杯中的红酒,我都害怕,我怕那些红酒分子会被吸入我的头脑,令它向着离我更远的方向滑去。
 
但这也是个好事情。这意味着我不得不关注我的头脑。就像一部早年的恐怖片里演的,我拉开了窗帘,看见了怪兽。
 
 
 
多年之后,我接触到了正念禅修和冥想方面的书籍,意识到幸福快乐的关键——或者是人们更渴望的平静的关键——不在于一直拥有快乐的想法。不,那是不可能的。地球上没有一个智慧的头脑会一辈子只有快乐的想法。关键在于接纳你的想法,一切想法,即使是不好的、糟糕的想法。接纳想法,但不要成为想法本身。
 
比如,你要明白,头脑中出现了一个悲伤的念头,甚至是接连不断的悲伤念头,不等同于你就是一个悲伤的人。你可以穿越暴风雨,感受狂风肆虐,但你知道你不是狂风。
 
这就是我们对头脑应有的态度。我们必须允许自己感受它的暴风骤雨,但从始至终明白这都是正常的天气变化。
 
现在,当我陷入低落的时候,我会试着想,我还有另一个更伟大、更坚强的部分没有下沉,它毫不动摇地伫立着。我想,它就是那个被称为灵魂的部分。
 
 
 
或许灵魂这个词有太多隐含意义,我们不一定要叫它灵魂,可以叫它自我。设想一下,当我们累了、饿了或宿醉未醒时,我们很可能会心情不佳,但这个坏心情并不是我们的自我。要相信那一刻的感觉是错误的,因为那些感觉会在吃饭或睡眠过后消失。
 
当我处于最低谷时,我发现我的内核中有着某种结实、坚硬、强大的东西,某种坚不可摧、不受思想的不确定性影响的东西。这种东西不仅仅属于我,也是我们大家所共有的。它连接着我和你,人与人。它是一种顽强的、牢不可破的力量,一种生存力、生命力。它属于先于我出生的150000代人,也属于还未出生的未来人。它是人类的本质。如果钻得够深,你就会发现,美国纽约和尼日利亚拉各斯脚下的是同一片土地。同理,这光怪陆离的星球上,每一个人类居民都共享同一个内核。
 
我是你,你是我。我们是孤独的,但又不孤独。我们被困在时间里,但又是无限的。我们是凡人肉身,也是日月星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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