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龚鹏程: 新儒家是不愿看见镜子里自己的人

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 时间:2019-11-21
龚鹏程: 新儒家是不愿看见镜子里自己的人



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因与西方遭遇,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。犹如男子遇着艳姬,不免尽弃故步,被其魅惑以去。
 
彼西方之美人兮,却也有个女大十八变之历程。始则懵懂,许身上帝;已而“解除上帝魔咒”,如睡美人忽焉醒来,睁开理性之眼,觑着科技之巧。于是携利炮坚船、鸦片奇器来我中土,慑魂夺魄以迄于今。
 
国人爱奇,当然也想着怎么样才能如她那般冶艳动人。方法揣摩了许多,虽总找不着窍门,却也有了不少尝试。其中之一,就是那神奇的“理性”。据说西方是在启蒙运动之后,才开始申张其理性的。由此发展了科学、出现了工业革命,社会因而一日千里,进步不已。所以我们也该申张理性、发展科学。手段,则是利用教育。
 
传统中国教育,都说是“变化气质”“学做人”,现在却改成了“理性求知”。传统儒学本是讲成己成德、兼善天下的,乃一变而成为语文知识、记忆思辨。没人再强调“士不可不弘毅”之类问题了,因为“士”已经变成了“知识分子”。我思故我在,除了思以外,我不知道在哪儿。
 
这样的教育、知识体系、伦理要求,努力折腾了许久,才渐渐体会到“思”之外,“我”可能才是更重要的。我除了会思,还有具体的存在感受。或者倒过来说,是因有了具体的存在感受,才能有所思。唐人卢仝《有所思》诗云:“当时我醉美人家,美人颜色娇如花。今日美人弃我去,青楼珠箔天之涯。”,思耶、感耶?空洞的、抽象的、概念的、逻辑的理性智力游戏,其实并不存在。即或存在,也只是科学实验室的安排,非生命之实况。因此,知识、理性应让位给“生命”。
 
在其他知识领域仍沉醉于美人之家,还没真正展开反省之际,新儒家率先揭竿而起,喊出“生命的学问”之口号,正显示了传统在这个新时代的活力。自诩新潮,依仿着西方现代性发展的各个学科,是看不清这一点的。
 
提倡“生命的学问”的,主要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的港台新儒家及其后继者。但这光谱并不限于所谓“保守主义”者。例如社会及行为科学阵营的杨国枢;由西洋哲学转身,并首倡“文化中国”观念的傅伟勋都具有生死学的关怀,也强调生命的学问。
 
我在整个西潮热流中,常维持着冷眼。因为对现实生活有具体感受的人,不可能再像五四那时的先生们那样,对现代社会、机器体制、工业环境、干枯生活、欲望经济等再继续抱持漫画式的憧憬,而要用已被训练过的理性去冷静剖析其利弊,并筹思改善之道,来平抚我常被刺伤的感受。
 
故“生命的学问”之径路确实是与我心有戚戚焉的。但生命落实在何处呢?诸先生深入理窟,高谈道德主体性、圣贤人格,有时不免玄远,于开物成务、典章制度方面尚未具体讨论。
 
而且,新儒家仍未摆脱现代化情结,仍努力将传统文化朝理性、自由、主体方面靠。所以他们都只从“周初人文精神之跃动”往下讲,把上古撇去。这其实是胡适“截断众流”从老子开始讲中国哲学的老路(虽然具体讲法不同)。谓中国文化中人文精神的发展始于周,周人虽承继了殷文化,如周初“天”“帝”“天命”的观念皆源于殷人,却在文化的发展中注入了“自觉”的精神,摆脱了殷人原始性宗教神话与迷信的成份。周人基于忧患意识而产生了道德意识,人开始有了自觉的表现,发而为责任感进而引生了「戒慎恐惧」「敬」的观念,逐渐形成一种道德上的「敬德」、「明德」与「天命」的观念。转化了殷人原始宗教的性格,而为一以「敬」为原动力的道德人格世界,中国之人文精神于焉萌芽。周之所以能取殷商而代之,即在一有精神自觉的统治集团,取代了一个没有精神自觉的统治集团。
 
这其实就把周朝以前都归入到原始性宗教神话与迷信的阶段中去了。其一方面对上古文化无知、抹杀;一方面又只从自觉、理性来理解儒家文化,忽略了周公制礼作乐的典章制度作为。
 
自觉也许不可少,但制礼作乐的典章制度作为亦不可忽略。所以我要再继之补论“生活的儒学”。
 
这是因为港台新儒家多由哲学入手,上溯传统,而所得偏于宋明理学方面。中国学问,尚有制礼作乐,整齐风俗那一方面,诸先生未及详述。我于八十年代后期,偶因机缘,参与两岸交流事物较多,后更进入政府去实际经世施政,对社会文化发展乃有较特殊之体会,非仅在书斋中主静、慎独、致中和而已,更非仅在纸上注虫鱼而已。继而又出来办大学,擘划经营十余载,努力想把古代书院之精神恢复到现在大学中去,借以改造深陷现代化困局中的教育。这种经验当然更强化了我把“生命儒学”发展成“生活儒学”的动力。
 
那时,配合大学中的礼乐治化,我也开始用古迹活化运营、重启名人故居、恢复礼制乐舞、规划地方产业、建设新城市、文化活动策展等形式介入现代生活的脉络中去。一路走来,二十余年矣! 我认为:人对生活美的追求,是通于两端的,一端系在世俗生活的层面,即饮食男女、食衣住行、生老病死这一些现实生活的具体内容上;另一端则系在超越层,要追求到美与价值。若只流湎于世俗生活欲望的驰逐与享乐,必将逐物而流,享受了生活,却丢失了生命。若仅强调美与价值,生命亦将无所挂搭,无法体现于视听言动之间。故礼乐文明,是即饮食男女以通大道的。道在饮食男女、屎尿稗稊之间,成「不离世而超脱」的型态。而此即为儒家道家之特色,故它不是超尘避俗的出世之学,也非欲至彼岸天国之教,它对具体世俗生活,如饮食、衣饰、视听言动、进退揖让,定了许多礼,正是为了将世俗生活调理之以成善的。 然而现今学界所介绍的传统艺术精神、道德的形上学、天人合一境界、既内在又超越的型态、无执自由的心灵,其实都与我们现在每天过着的具体社会生活很难关联起来。我们一切食、衣、住、行,都强烈显现着现代性,都市建设、生活环境、职业工作,也都与古代迥然不同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只能是分裂的。具体生活是现代、意识内涵则遥思古人。那些传统哲学所含之精神价值,确实只是精神性的存在。思想只是一种「游魂」,无躯体可以附丽,在具体生活中无法落实践履之。 所以当代儒学,事实上仅以一种学术思想的方式,存活于大学或学术机构中。跟社会上大多数人之作息、生活方式、伦理行为不甚相干。
 
造成这种结果,当然是因社会结构整体变迁。但我以为当代新儒学本身也助长了这个形势。他们面对现代社会,只以「存仁」「复性」的方式救之,希望现代人仍能重视归根复命的重要性。这只是弱势的保存,并不敢企望让儒学重新回到具体生活中去。儒学遂因此仅能是无躯壳的游魂了。 而且,新儒家的义理及表述方式,充满了学究气,其语言非一般民众所能理解。如牟先生说「智的直觉」「良知的自我坎陷」「道德的形上学」「道德主体性」「纵贯系统、横摄系统」……等,一般硕士生也听不懂,遑论庶民!儒家义理遂于渐昌隆于上庠讲坛、学报专刊之际,愈来愈晦隔于匹夫匹妇,非寻常人士所得闻。偶或闻之,闻也闻不懂。
 
再者,整个新儒家的诠释,由于深受陆王式孟子学之影响,偏重于从个体生命说,讲尽心知命以上达于成己成德之学。讲究的是心体活泼的鸢飞鱼跃,直契天地之大化流行。为学者,欲寻孔颜之乐处,以「心斋」达致美善合一之境界,却甚少考虑化民成俗之问题。儒家的实践性,落在个体甚或主体道德实践上者多,着在社会实践者较少。故论到生命德行之美,皆堪欣赏;想谈谈风俗文化之美、开务成物之道,辄遂默焉罕言。 以牟宗三先生论朱子为例。先生《心体与性体》三巨册,工力之深,自堪叹服。然而所论只涉及朱子参究中和及有关《仁说》之讨论。欲以此确定朱子上承伊川,所开之义理系统属于横摄系统,而与孔孟明道五峰陆王之纵贯系统不同。依其说,朱子学虽亦为内圣成德之学,然仅是「别子为宗」。
 
不管这个论断对不对,我都觉得:如此论朱,实仅论及朱子内圣学之一偏。而朱子绝对不仅是要人内圣成德而已。他对井田、经界、封建、社仓、税赋、礼制方面,多所究心,以礼为本体,更深具哲学意蕴,重在开务成物。他与湖湘派学者间的论辩,亦不只是参究中和的问题和《仁说》而已,更关联到彼此论礼的歧异。牟先生为其学力所限,仅能就形上学与伦理学方面立说,丰于仁而啬于礼,故于儒者开务成物、行道经世之学,较罕抉发。论朱子,亦复如此。其用心,在于立人极,教人逆觉体证仁心觉情,而存养于道德践履中。但识仁之功多,究礼之意少,偶或论之,亦皆摄礼归仁,于礼俱为虚说。对于宋代儒者如何藉其性理之学开物成务,实不甚了了。而不知朱子之所以能兼汉宋之学,元明清诸朝且视其为孔子之后唯一的集大成者,绝不仅因他在性理学方面的表现;仅由性理学上争辩其是否正宗,其实也不甚相干。 这就可以看出新儒家的诠释有其局限,并未充分开发可以作用于现代社会具体生活的资源。 牟先生论阳明也一样偏宕。阳明学于明末清初备受攻击,批评者或谓其为禅学,或以亡国之过相责,谓其袖手谈心,无裨实际。故当时有一股讲实学之思潮,即起于这这种意见气候中,批评讲心学的人都不重实际,所以他们才要来关注实际问题,讲经世致用之学。牟先生推崇阳明,固然绝不同于清朝人,但只从本心良知讲阳明学,不知也不重其经世的那一面,跟清朝人又有甚么大分别? 且牟先生有个著名的论点,即「良知的自我坎陷」。认为阳明讲的道德良知无法直接开出民主科学,所以必须要把良知自觉地否定掉,转为有执,才能开出知性主体,从而发展出现代的民主科学来。
 
此说争论极大,或谓此说仅具理论意义,缺乏可操作性;或谓其理论未必可通。我则以为这根本就把阳明学弄错了,良知教本来就可开出事功,不需坎陷才能开之。阳明本人的事功,不惟在宋明理学家中罕有其比,就是讲经世之学的,如永嘉学派或清初所谓实学学者,又有几人比得上他?而且良知与经世致用本来一体,不能打为两橛。王学,无论阳明本人或其后学,亦辄不忘经世。故若由经世这个角度看王学,便完全无须牟先生那个理论,亦可以补充过去只由内证本心良知那一面去论王学之不足,看到王学与朱子学密切的关系。 我向来主张恢复儒家的经世性格,使儒学介入实际的政经社会体制;亦曾实际参与政事,从事「法后王而壹制度」之工作。
 
但这个尝试失败了,儒学之政治实践,机缘还不成熟,困难重重。因此我另外构思了儒学的社会实践、生活实践之道。主张现今应将生命的儒学,转向生活的儒学。扩大儒学的实践性,由道德实践而及于生活实践、社会实践。除了讲德行美之外,还要讲生活美、社会人文风俗美。修六礼、齐八政、养耆老而恤孤独、恢复古儒家治平之学,让儒学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复活起来,而非仅一二人慎独于荒斋老屋之间,自尽其心、自其知性,而自谓能上达于天也。 这条路,是沿续汉儒之整齐风俗和宋明儒之化民成俗而展开的。 大家都注意到汉代独尊儒术、都在说儒学与统治阶层合作,而未注意汉代儒学更重要的社会面,目的不只在“致君尧舜上”而更要“再使风俗淳”。因此行人振铎采风的讲法才会出现,儒者也具体地把仁孝思想落实于法制、社会基层组织、人才选举方式中,以逐渐建设一个“儒家型社会”(在基层组织中,设立孝悌、力田、三老等乡官制度,以孝悌伦理劝谕风化,敦厚民风。在官员的选人制度上,以孝廉作为汉代选官的重要科目,促进了孝道伦理的推行。在养老制度上,以多种形式优抚老人,将孝道伦理推广到整个社会,形成敬养老人的风气。在刑罚制度上,严惩不孝。构成了教化与惩治相结合、德治与法治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。也成为整个东亚社会的运作模式)。
 
宋儒同样。固然仍努力“格君心之非”,但重点更在家礼、家训、族规、书院、郷约这一大套具体而务实的经世之法。帝王须祭孔、尊经、崇礼,并依儒家型社会的道理来做,否则其政便行不通。 故宋代禁朱子学,明代禁书院,都没什么用。清廷自己信佛,可是仍须做出一系列遵行儒家社会逻辑的措施。明代朱元璋更有趣,看孟子不顺眼,要发帝王威风,却只能不了了之。其删《孟子》,甚至连《实录》和《明史》都羞于说起(洪武二年诏:孔庙春秋释奠,止行于曲阜,天下不必通祀。因天下强烈反对而作罢。接着罢孟子配享也遭反对,《明史·钱唐传》记:“帝尝览《孟子》,至草芥、寇仇语,谓:非臣子所宜言。议罢其配享。诏:有谏者以大不敬论。唐抗疏入谏曰:臣为孟轲死,死有余荣。……孟子配享亦旋复。然卒命儒臣修《孟子节文》。”《孟子节文》共删节了八十五条,并规定:节去的,以后科举考试都不考。可是不旋踵便恢复了,潘柽章《国史考异》记:“近见董应举撰连江孙芝传云:永乐辛卯,奏复《孟子》全书。略言逆臣刘三吾欲去八十五条,又欲课试不以命题、科举不以取士,则谬妄益甚。”而且这个皇家版本根本没人看,几乎失传。连朱彝尊《经义考》都说:刘氏等《孟子节文》二卷,未见。《明实录》也丝毫没有相关记载)。可见一般人把儒家看成帝王帮凶、工具,真是昧了良心,对儒者经世之道大有歪曲。 世,不是政治领域,是我们生存于其间的社会及其生活。只有把这种生活从世俗嗜欲层次提升了,导之于正,人文世界才能贞定安顿。所以它既是生活的儒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,也是美学。 我希望大家一齐来发扬这种美学,让生活更加美好起来。《荀子·大略》:“言语之美,穆穆皇皇。朝廷之美,济济翔翔。祭祀之美,齐齐皇皇。车马之美,匪匪翼翼。鸾和之美,肃肃雍雍”,是我们理想的世界。如何达到这样的理想?要靠诸位君子渐渐美化风俗呀!《渐.大象传》:“山上有木,渐,君子以居贤德善俗。”程颐《易传》:“君子观渐之象,以居贤善之德,化美于风俗。”
 
 
 
龚鹏程
 
龚鹏程,1956年生于台北,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。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。
 
办有大学、出版社、杂志社、书院等,并规划城市建设、主题园区等多处。讲学于世界各地。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。擅诗文,勤著述,知行合一,道器兼备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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